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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冲击之下稳步复苏。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,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?除了受疫情冲击,当下中国企业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还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,如何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困境?新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、中铝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。

葛红林认为,二季度经济的反弹,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负增长。据他了解,一些西部的地级市都在上半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。从企业层面看,据葛红林了解,随着二季度全国实体经济从复工到复产,企业经营业绩超出了预期,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。

“下半年中国经济表现要比上半年好。”不过,葛红林同时提醒,下半年经济复苏过程中要注意两个加强,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和对产业政策的指导性,二是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对微观政策的传导性。

对于受美国限制的中国高科技企业,葛红林建议超常规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,并给出了四方面具体的建议:国家有关部委建立受限企业的问题直报会商解决机制、将受限企业纳入国家产业攻坚战范畴、金融机构对受限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予超常规的优惠支持、全国一盘棋地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,以打破国外封锁。

无论应对疫情冲击,还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,国内的一个共识是要继续推进改革。葛红林比较关注农村改革,他建议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探索,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,实现成员从“能出不能进”到“能出能进”的转变,促进急需人才移民下乡,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等。

“上半年企业经营业绩超预期 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”

新京报: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?

葛红林: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,是在严重逆境中取得的成绩,二季度的反弹,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负增长,据我了解,一些西部的地级市都在上半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。

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,再一次展示了党中央驾驭经济发展的高超领导,归功于中央宏观政策的协同成效,特别是紧扣“六稳”的方向对,实施“六保”的操作准。

从我了解的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来说,春节后许多企业家是忧心忡忡、信心不足,但随着二季度全国实体经济从复工到复产,再到达产的有效拉动,企业经营业绩超出了预期,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。比如,影响国民经济的三大金属,钢铁、铝、铜,上半年,实现了产量正增长和价格的稳中有升,既有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,也有我国经济的下半年看好。不过,在此需要提醒的是,由于铁矿和铜矿对外依存度很高,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,要防止国外伺机抬价,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。

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,颠覆了一些国外媒体和经济学家的预测,更是许多国外政客不想看到的结果。我想,其中有些还会发表不相信,甚至是诋毁的言论。其实,他们更应该感谢中国经济运行对冲了全球经济的下滑,避免了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的断裂,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,进一步提升了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。

新京报: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表现,你的判断是怎样的?

葛红林: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,我认为将比上半年更好。尽管还会碰到困难,甚至会碰到意想不到和躲不开的困难。但是有着上半年全国上下激发的信心和决心、形成的方法和经验,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,统一行动,团结一致,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、阻击战,打赢经济发展的整体战、提升战。其中,要特别注意两个加强,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和对产业政策的指导性,二是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对微观政策的传导性,从而高质量地形成从宏观到中观,再到微观的政策链,有效防止政策传导脱节,甚至是对冲。

“建议超常规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”

新京报:刚才你提到,二季度以来,企业业绩超预期,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。可以说,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在逐渐变小,但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企业界的问题是,中国企业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还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。对于这部分企业,你的建议是什么?

葛红林:建议超常规地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,防止被扼杀于摇篮之中,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。

近年来,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向我国出口基础材料、设备、芯片、软件等产品,特别以所谓“军民两用技术”为由限制我国高端芯片、操作系统、5G、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,甚至将我国一些基础前沿的高科技企业列入限制企业,企图将这些企业扼杀于摇篮之中,阻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。由于限制具有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封锁,不仅受限公司的供应链、市场应用、融资渠道、技术交流受到重大影响,而且,个别国内战略投资者和上下游企业出于规避风险,保持了观望,甚至减少业务。我认为,美国利用制定“实体清单”使用“卡脖子”手段,企图卡住我国国民经济命脉。绝不能让其得逞,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,对受限企业给予超常规的支持。

一是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建立受限企业的问题直报会商解决机制,既要帮助解决共性问题,又要及时解决个性和急迫性问题,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。

二是建议将受限企业所属基础材料、工艺、设备纳入国家产业基础高级化、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范畴,在国家层面加大其承担项目和配套奖励力度。

三是建议金融机构对受限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予超常规的优惠支持,国家层面的政策性产业基金,不仅加大投资,而且要超常规地减少附加条件。

四是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梳理受限企业所在产业链全景图,找准关键缺失环节,“全国一盘棋”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,打破国外封锁。

“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 实现成员从‘能出不能进’到‘能出能进’”

新京报:无论应对疫情冲击,还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,国内的一个共识是要继续推进改革。你比较关注哪项改革?

葛红林:我比较关注的是农村改革。建议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探索,实现成员从“能出不能进”到“能出能进”的转变,促进急需人才移民下乡,优化人力资源结构。

当前,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现状是,成员能出不能进,即农村居民可以放弃农民身份,进城入户,而城市居民却不能“移民”到农村,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,从而限制了“人才下乡”。看着日趋严重的农村基层干部老化、外出务工的人力资源流失,却难以得到及时的补充。再加上,每年不少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,他们转换身份成了城镇人口,进一步“抽”掉了农村人才血液,导致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工作中,各地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,从外面引进和派遣了驻村书记、扶贫干部和一村一大,但这些人不是乡村的人,虽然一时救了急,但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认为,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,必须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,特别要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障碍,实现成员“能出不能进”转变到“能出能进”,通过人才移民下乡,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,功在当前,利在长远。

最近我了解到西部某村围绕打通城市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向乡村聚集的制度性通道,进行了引进新村民的改革探索。即充分运用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试点政策,围绕产业发展、村级治理、公共服务等短板,重点招引农业产业、乡村旅游、卫生教育、文化艺术等紧缺型人才,按一定程序签约成为新村民,可共享集体建设用地、宅基地。目前,该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下,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改革方案、制度文件和工作机制,明确了新村民的内涵、新村民的引进条件、试点区域引进人才的具体类别、引进人才的权利和义务,以及引进、管理、退出的五大操作办法。已成功引进新村民17人,取得显著成效。

我认为,这是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。只要把握好尊重原村民意愿,保护原村民权益,实现好原村民和新村民融合发展,应当支持对现行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“能出不能进”的制度,进行改革试点,探索建立“能出能进”的制度,推动对农村有情怀、有技能、有实力、会经营、善管理等人才移民下乡。特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,原本他们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,只是后来上学转换了身份,可以将他们作为移民下乡的重点人群,甚至享有原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城镇户口的双重身份。这项改革,受到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欢迎,但也会有异议和操作变形的顾虑,不过我认为值得试,不要简单的说不!

建议有关部门对上述改革探索予以关注,给予必要的宽容和支持,不要轻易地以现有政策法规或所谓的“稳妥慎重”予以否定、维持现状。应允许通过试点,开展积极地探索,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障碍,开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、新模式、新路径。